今天分享一篇文章给大家，就是萧瀚的《烧楼打人也爱国》——记一位法律人士眼中的“五四”。

从中学考上大学的中国人大体都记得发生在1919年的“五四”运动是如何伟大，如何了不得，如何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，引进了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精神。可是在我一个读过几本法律书，读过几本非主流历史书者的眼里，具体事件中的“五四”却另有一番景象。

我们不能否定学生的爱国热情，反对“巴黎和会”对中国的强盗行径确实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权利，上街游行，喊口号，以强烈表达这种爱国热情也是值得鼓励和赞赏的。但是，万事都有个度，超过一定界限的言行就不能再简单地赞美，无原则地倡导。 1919年5月4日那天，学生痛打章宗祥，火烧曹汝霖的赵家楼事件，我想就应该有新的视角对待。

 1919年5月，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，各界群情激奋，大都认为此次外交失败是为“卖国贼”所误，而深入牵涉到“二十一条”“西原借款”“山东问题”等中日秘密交涉中的曹、章、陆三人便成为矛头所向。随着“外争国权，内除国贼”口号的提出，曹汝霖、章宗祥、陆宗舆三人的“卖国贼”帽子被扣得越发严实。

曹汝霖晚年在美国写过一本书叫作《一生之回忆》，其中涉及此段巴黎和会前后的事情，大家可以去看看曹汝霖的描述，在录音的下方贴出了曹先生的描述，根据丁中江先生在《北洋军阀史话》一书的考证，曹汝霖这个说法基本上符合事实。

如果事实确实如此，那么学生们在并不明白事情真相的情况下即大打出手，火烧民宅，在曹汝霖的回忆中，我们甚至看到冲进曹宅的学生满怀泄愤破坏之志，所谓爱国云云真不知该如何评价，连曹汝霖的父亲请求他们可以将财物拿走，但不必破坏的话都懒得听，因此曹宅在焚毁之前已经被砸得满目狼藉。他们在痛打章宗祥的时候甚至误以为他是曹汝霖，其不负责任的暴民戾气于此可见一斑！在此过程中，警察一直没有动用武力，直到事发后警察才抓获二十多个跑得慢的学生，而带头破坏的人早已逃之夭夭，看来，自己满足破坏欲，让别人受过，即使在如此“伟大”的运动中也不可避免。

曹汝霖的《一生之回忆》中有如下评价，这事虽然离现在40多年了，回想起来，也有好处，虽然在不明就里中牺牲了我们三人，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。也听闻一些青年因此机缘，出国留学，为国家成就人才。然而别有用心者以尚未达到目的为由，又鼓动街头演说，加上背后有组织，扩大范围，游说至上海等处，最后他们如愿以偿。“五四”运动随后波及上海，连续两个月里如火如荼，最后，曹汝霖、章宗祥、陆宗舆都被免职。

不管曹的回忆是否都是真心话，但此事现在检讨起来，颇有忆昔抚今的感慨。中国沦陷到今天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罪孽之大不可不说。这也是一百年来中国的不幸，直到今天还在延续着这种不幸，痛苦。为什么至今仍高调宣传，因为这种暴力是当局需要的。

时事评论员吴凯认为，五四是“打着爱国的名义干暴徒的恶行，全社会还接受了，这就是共产党发动暴民的需要。那些为首的放火打砸的人后来很多都成了汉奸和党徒。”

自由亚洲电台援引史学家余英时也批评当局的统治，完全违背五四精神，假借五四的名义，利用民族主义的情绪，将五四精神降格为「爱国爱党」

当局为了控制社会、监控人民，实行严酷和科技手段，大搞文字狱和青年上山下乡、抓捕维权人士、紧缩言论自由、实行社会信用制度、迫害宗教自由，毁灭文化信仰，仿佛文革再现。

至于从更加宏观广阔的背景看待，“五四”上接戊戌时代文化激进主义遗续，下承百年劫难——更加猛烈和非理性地摧毁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。

网友们，我还想补充的就是也有学者认为，“五四运动”给礼仪之邦的中国留下了暴力的种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