袁隆平与大跃进
时事与宣传 历史事件（篡改历史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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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語：「雜交水稻之父」袁隆平於2021年去世的消息，引起了許多朋友的哀悼。而在懷念之餘，很多朋友也在試圖去探尋他所處時代的真實歷史，從而給與這位傑出科學家和這個時代更為公允的評價。感興趣的話不妨聽聽下面這個節目~
正文：
朋友们好。2021年5月，在中国被称为“杂交水稻之父”的袁隆平去世了。一个有杰出成绩的科学家去世，我们悼念是理所应当。但后来媒体发布的很多报道却引发了朋友们在另一层面的思考。
有些媒体报道的标题是这样写的：“让天下人都吃饱饭”、“只为14亿中国人有饭吃”、“举国悲泣：那个让我们吃饱饭的人，永远离开了⋯⋯”、“让14亿人吃饱饭的他，今天走了”“民众跪送袁隆平”等等。
这些标题让很多朋友产生了疑惑——中国一直被称为天朝上国，清朝乾隆年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51%，孙中山创建的民国初年，中国的生产总值也占全世界的27%，就算是民国11年，仍然能达到12%，历史上除了兵荒马乱期间可能会闹饥荒之外，大多数年代中国人都是有饭吃的，不但有饭吃，从前中国的文化、经济都是世界领先水平。那什么时候开始，中国人饿肚子饿怕了？为什么中国同胞们会觉得能让人吃饱饭就是救世主了呢？
这是个说来话长的话题了。反右运动之后，中国进入了恐惧事实的状态。听假话、说假话、做假事，逃避事实、歪曲事实成为世风。大跃进就是一次全国集体编造谎言的、众所周知的例子。
1958年4月，毛提出在工业上“15年赶上英国”。过了一个月就改了，又说“7年赶上英国，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”。又过了一个月，毛又改口说：“2年超过英国”。
究竟要如何赶、如何超呢？那就是后来的全民大炼钢了。这是工业方面，而我们今天重点来说说农业方面。在这场一场急于求成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中，他们提出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”。之后，就开始大放“高产卫星”。什么意思呢？本来每亩地只有几百斤的产量，却被各地不断夸大到数万斤、甚至十多万斤。
比如1958年的早稻亩产方面：湖北应城春光公社报出亩产10,597斤，湖北麻城建国公社上报说亩产36,956斤，广东北部山区连县上报亩产60,437斤，黑龙江新立村直接上报了一个天文数字：“亩产12万斤”。
这个数字跟实际相差多远啊？2011年的数据显示，中国早稻平均亩产759.6斤。
由于“大跃进”使全民炼钢，大量庄稼抛洒在地里无人收割，直到烂掉为止；同时各地却“争放卫星”，柳州地委第一书记甚至一手导演炮制了环江县水稻“亩产13万斤”的特号新闻。为体现党的一贯正确，在全国按照虚报的产量进行粮食征购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本来稻子产量只有200斤，但你报了两万斤，那你就得按两万斤所对应的粮食征购比例来上交粮食。
结果，农民的口粮、种子粮、饲料统统被收走，如果所谓的征购任务仍然没有完成，官员就诬蔑农民擅自把粮食藏了起来。
为了搜刮粮食上交，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曾说：不管柳州地区饿死多少人，也要争个第一！有的农民被搜刮得家里只剩下藏在尿罐里的几把米。环江县驯乐区委为了让农民有粮食也吃不成，甚至下令“灭火封锅”。民兵夜间巡逻，见到火光就搜查、追捕。许多农民连野菜和树皮也不敢煮，被活活饿死。
红旗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》一书，在“大饥荒”一文中说“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，大约在4千万人左右。……中国人口减少4千万，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。”实际上海内外学者对饿死人数的估计在3千万到4千5百万之间。
前新华社高级记者、《炎黄春秋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过经10年的调查，写下了《墓碑：中国六十年代饥荒纪实》这本书，书中介绍，1958年至1962年期间，据不完全统计，中国饿死了3,600万人，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，少出生人口估计为4,000万人，饿死加出生人口减少一共7,600万人。
过去大饥荒发生时，官府总要设粥厂，开仓放粮，允许饥民逃荒，但中共认为逃荒会有损“党的威信”，于是派民兵把守乡村的交通路口，防止饥民外逃。
在饥民忍无可忍，去粮管所抢粮时，官方甚至下令开枪镇压，并反咬一口，说被枪杀的饥民是反革命分子。当时甘肃、山东、河南、安徽、湖北、湖南、四川、广西等许多省份饿殍（piǎo）遍野，没有饭吃的农民还被逼着去“大修水利”、“大炼钢铁”，许多人走着走着路，就一头倒在地上，永远也起不来了。最后人死了也没人有力气去掩埋。许多村庄一户一户地死绝。
这样的人伦惨剧到底发生了多少，我们无从确切的统计和知晓。但我们知道，造成这无数人伦惨剧的罪魁祸首，最后却摇身一变，成了领导人民抗击“自然灾害”的大英雄，并继续号称自己“伟光正”。
听到这里，我们应该就能理解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会对“能让我们吃饱饭”这个最基本的条件感激涕零，即使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也出来雄赳赳、气昂昂的感激他们。因为我们总要靠已有的经验或是上一辈人的传授来了解世界，然后去建立世界观。但独裁者使人们对整个社会的历史所知甚少，再加上宣传机器将真实信息封锁，导致人们对整个历史的发展认知越来越偏颇。
上一代的家长们因为宣传洗脑，本身对整个事件的真实情况了解甚少，而下一代年轻人就更别提了，只能从新闻联播中了解一星半点，并用从新闻联播中获取的知识来判断新的事物。自以为准确无误，其实差之千里。中共的愚民政策就是靠这种方式而大行其道。
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告诉人们真相，告诉他们，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多么荒唐的年代。
罗斯福总统曾在1941年1月6日发表了“四大自由演讲”，提出无论人生在世界的哪个角落，都应该享有四项基本的自由——即言论自由、信仰自由、免于匮乏的自由，和免于恐惧的自由。这四大自由，被后来的历史学者认为是文明社会的基础。
今天的我们大可不必为能够“吃饱饭”而感到自豪，因为那本来就是我们应有的权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