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应怎样面对突如其来的病毒？
时事与宣传 疫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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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，虽然科技在日新月异的发展，但人类在瘟疫面前很渺小。过去的3年，当局耗费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却也对付不了这小小的病毒。人类历史上无数次的瘟疫，没有一次是可以“清零的”。
现代科学认为瘟疫是由于病毒引起的传染病。人类对微生物的了解历史很短，认识病毒还不到90年，病毒很微观，人的肉眼看不到，但破坏力很大，比细菌更容易变异。专家说，病毒是更难预防的。而20世纪的几波破坏性最大的瘟疫，都是病毒引起的。
前芝加哥大学人类文明史学家威廉・麦克尼尔在《瘟疫与人》中说：“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，未来也会和人类天长地久地共存。”换句话说，只要有人类的存在就会有病毒的存在；这个纳米级别的微观生物——病毒对全世界都是个难题，至今人都无法解决。病毒在人类历史上一直是个迷，来无影、去无踪。那么，历史上的瘟疫都是怎么来的？
根据史料记载，明朝末期，崇祯皇帝在位17年里，几乎年年有瘟疫。这位皇帝刚愎自用，制造了明朝最大的冤案：他手下有个将领叫袁崇焕，在国家危难的时候，挺身而出，把敌军挡在了山海关外，为百姓争取来了21年的和平生活。后来的多个战役中，袁崇焕都凭着他的品行和智慧，大败敌军、功勋卓著。而崇祯皇帝却听信了谗言，下令把这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兵家大道修行者处死。
行刑过程中，袁崇焕被千刀万剐，场面惨不忍睹。可当时北京的众多老百姓不但没有同情，反而从刽子手那里抢来从袁崇焕身上割下的肉，一边生吃，一边大骂袁崇焕。
后来的崇祯十四年，鼠疫蔓延北京大名府，鼠疫引起的病症叫“疙瘩病”，人身上一旦出现一块隆起的肉就没救了，活不过一个时辰。很快的，北京人死了一半。
崇祯皇帝不但没有归正自己的行为，反而还变本加厉地增加赋税，老百姓终于忍无可忍，各地纷纷爆发了起义，其中最著名的一支起义队伍，其领袖就是我们熟知的李自成。李自成的军队来到北京城外时，北京城已经被鼠疫折磨了一年多，当时守卫京师的士兵，因鼠疫死亡过多，已经失去了战斗力。而李自成和他的军队就像有上天相助一样，没有因接触明军而染上瘟疫，一路势如破竹，顺利的拿下了北京。上海交通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树基与李宇尚，研究这段历史时指出“老鼠亡明”，意思是鼠疫导致明朝的灭亡。
这段历史印证了天意不可违，施恶政者遭恶报。崇祯皇帝冤死忠臣，不顾百姓疾苦而施加赋税。当权时翻云覆雨，最后却败给了瘟疫。有朋友问：崇祯皇帝一人犯的错，为什么上天降灾要祸及百姓呢？当年，老百姓在袁崇焕遭遇不公的时候推波助澜，因此也要跟着承受瘟疫带来的痛苦。
另外，元朝时期窦娥冤的故事都听说过吧？一个弱小的女子被贪官污吏冤枉，她死后六月飞雪，三年大旱。很多老百姓说，“冤枉窦娥的是那些当官的，我们无权无势的百姓也没做什么。为什么要受三年大旱之苦啊？”窦娥的父亲说：“你们明知窦娥是被冤枉的，却不敢说句公道话，这是不义。还有一些人听信了贪官的污蔑，一起指责窦娥，这是不仁。天灾人祸就是在惩治不仁不义之徒。”
中国传统文化中有“天人合一”的说法，瘟疫的产生是由于道德的败坏与堕落，人类产生了“共业”。所谓的“共业”是指当一个特别大的坏事发生的时候，哪怕作为一个旁观者，没有去阻止坏事的发生，该尽的责任没有尽到，就沾了这个大坏事所带来的那种业力，这就叫共业。共同的业力招致了一次又一次的天灾，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瘟疫也是有原因的。
以史为鉴，不少老百姓已经意识到当今的疫情大爆发，和明朝的鼠疫、窦娥冤带来的三年大旱相似，是“共业”带来的后果。1999年7月，江泽民发动了对信仰真善忍的迫害，这些法轮功学员同你我一样，他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，有正常的工作和家庭。但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，被扣上不爱国或参与政治等帽子，面临被非法关押、酷刑折磨，甚至被活摘器官的风险。这场天理不容的迫害，已经持续20多年了，对法轮功学员来说这是个漫长而艰难的岁月，难以计数的家庭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。
很多善良的老百姓听信了当局的造假宣传，从而无意中造下了“共业”，仇视无辜的法轮功信仰者。这么多年来，老天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警示我们了解真相，做一个善良人，比如2003年的萨斯（非典病毒）、2020的武汉肺炎延续至今。希望咱们能从历史和近几年的天灾人祸中吸取教训，要想离开共业的话，就要远离中共，善待佛法，这样才能趋吉避凶，保护好自己和家人。这也是这么多年来为什么无数善良的法轮功学员，劝大家退出中共党团队的原因，三退与政治，金钱，爱不爱国没有关系，只是希望可贵的中国人能不被谎言欺骗，顺天意保平安。
